铜陵是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后解放江南的第一座城市。2014年是铜陵解放65周年。根据市委领导指示，市党史和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成立课题组，对铜陵“江南解放第一城”的历史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这对打造铜陵“江南解放第一城”红色文化品牌，助推铜陵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渡江战役，又称京沪杭战役，是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伟大起点。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西起江西省湖口、东至江苏省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发起了震撼中外的渡江战役。4月20日20时，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七、九兵团共30万人组成的中集团首先行动，于安徽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迅速突破鲁港至铜陵段敌江防阵地。4月21日，攻占铜陵、顺安、繁昌、峨桥等地，敌长江防线被撕裂。4月21日，人民解放军东、西两集团同时向长江南岸之敌发起声势更大的突击。西集团第二野战军所辖之第三、四、五兵团于17时在枞阳镇至望江段渡江，东集团第十兵团第23、第28、第29军19时在张黄港至七圩港一线强渡长江。国民党军千里江防全线崩溃。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随后，相继解放杭州、武汉、南昌、上海等名城。6月2日，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南进军进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铜陵，地处安徽省长江南岸，是渡江战役的主战场之一。4月20日20时，渡江战役首先在铜陵、繁昌江段打响。4月21日8时，人民解放军占领铜陵县城。这是渡江战役发起后江南沿岸最早解放的城市。铜陵，以其“江南解放第一城”的独特殊荣永载共和国史册，是有以下几方面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一、中共中央英明决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敌对双方的斗争形势，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军事上，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几乎丧失殆尽。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还有204万人，但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胡宗南和马步芳的部分部队尚未受到重大打击外，其余大多是新组建的，或是被歼灭后又拼凑补充起来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弱。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半的作战，至1949年1月，总兵力已由解放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增加到358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有了一定规模的铁道、工程、装甲、通信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士气更为旺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之国民党军队都占有绝对优势。在政治上，蒋介石集团内外交困，人心丧尽，内部矛盾激化，四分五裂，统治基础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威望空前提高。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与名人志士成批地奔向解放区。国民党内一些爱国的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寻找关系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准备投向人民方面。在经济上，蒋介石集团面临崩溃的绝境。财源枯竭，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破产，国统区广大人民陷于失业、贫困、饥饿的深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则是一片万物复苏的兴旺景象。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已连成一片。经过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人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安定。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满腔热情，自觉支援前线，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总之，无论在军事战线还是在政治、经济战线上，中国共产党都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重申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坚定立场。为了适应向全国进军的需要，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的命令和1949年1月15日的决定，于1949年春季休整期间陆续进行了整编，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使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尽管国民党的统治处在摇摇欲坠的危局之中。但是，它们并不甘心失败。早在淮海战役临近结束时，蒋介石就已决定放弃淮河防线，将长江以北的残余军队撤至长江以南。接着在“和谈”的掩护下，又加紧部署长江防线。这时，国民党军队在从湖北宜昌到上海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约70万兵力。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挥40个师，约25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汤恩伯指挥75个师，约45万人防守。另以海军舰艇120余艘、空军飞机280多架支援作战。他们幻想凭借长江天险和海空军优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同时，国民党玩弄“和谈”阴谋，蒋介石“引退”，从幕前转到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出面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希望通过和谈保存国民党政府及残余势力，实现“隔江而治”。面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伎俩，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即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人民解放军都做好过江准备，一种是力争和平渡江，一种是强渡过江。因此，大军过江、解放江南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中央军委正确部署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1949年2月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华东、中原地区部分地方武装共约120万人，在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组成的总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准备于三四月间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沿江防御之国民党军。总前委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针对国民党军江防布局和地形情况，于3月底在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依据《纲要》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任务和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军。其中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军、第22军、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军、第27军、第30军、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路突击集团军，准备从裕溪口至枞阳镇段实施渡江。总前委认为：渡江战役成功之关键是中、东集团军的对进合击，考虑到东路兵团在渡江登陆后可能遇敌顽强抵抗，因此决定中路兵团较东、西两路提前一天发起攻击，以吸引和分散敌军的注意力。为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规定渡江时间以夜晚为主。这样，地处中路集团军进攻目标的铜陵成为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突破口。
铜陵，位于安徽省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地处上海与武汉、南京与九江的正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铜陵、繁昌江段渡江，解放军可以向东直捣杭州，截断国民党军退路。对此，《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作出明确部署：“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纲要中提及的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枞阳镇段长江，其南岸就是繁昌、铜陵和贵池，从该江段顺利渡江，关系着整个渡江战役的战局。因此，人民解放军对解放铜陵势在必夺。
三、人民解放军精心准备
铜陵段沿江防线近百里，有多处洲滩夹江，地形复杂。国民党为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在铜陵部署了重兵：铜陵县城与繁昌获港之间为国民党第88军149师防守，师部驻钟仓乡崔家祠堂。其445团防守坝埂头、金牛渡、沿船沟、老观嘴沿江一线；446团防守上江口、鳊鱼肚、东风泡，千棵柳外江洲滩地段；447团防守观音阁、大拐、洼沟、新仓房一带。县城至梅埂地段由国民党第55军74师防守，师部驻大通。其220团一部分在江北土桥，一部分防守老洲及铜陵县城；221团防守和悦洲；222团防守铁板洲及梅埂江段。国民党海军长江第五舰队游弋于马鞍山至大通江段，空军不断活动于无为、铜陵地区上空，组成了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
为歼灭铜陵防御之敌，确保渡江战役首战告捷，总前委决定由三野七兵团第24军担负铜陵正面渡江任务。24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副军长皮定钧，下辖70师、71师、72师。24军受领渡江突击任务后，于3月中旬由合肥开赴无为沿江一线，集结待命。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的意图和要求，24军开始了渡江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一，思想准备。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深入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形势任务教育，并针对部队进抵长江以北后反映出来的各种现实思想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想政治工作，打破了诸如地域观念、家乡观念，对长江恐惧，对胜利怀疑等多种多样的思想顾虑，树立了坚定必胜的信心，人人争做渡江英雄。
第二，物质、技术准备。积极筹集船只、训练水手，开展军事练兵。1949年2月23日，皮定钧副军长即率领24军先遣大队进抵无为昆山一带，着手筹集船只及其它准备工作。先遣人员进入预定渡江地段后，在地方党政机关的协助下，不辞辛苦，深入江湖港汊，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人民解放军渡江的目的，揭穿特务分子的造谣破坏，广泛发动群众，摸清了船只和船工的情况。至渡江战役发起时，全军共筹集各型船只1043条，还自己动手制作简易渡江器材。在研究了江河进攻和水网稻田地作战特点、统一战术思想的基础上，全军抓紧了水手训练，在短期内培养了众多的部队水手。并利用内河、湖泊开展了水上练兵，训练航渡组织、登陆突破、步炮协同以及水上射击、救护、游泳等。广大指战员不畏寒冷，日夜苦练渡江登陆作战的战术动作，收到很好效果，大大增强了部队渡江作战的信心。
第三，敌情准备。深入沿江地域进行周密侦察。皮定钧副军长率领侦察部队于2月23日先期进入无为西南江边，开展敌情侦察。在江北当地党政机关的密切配合下，侦察部队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收集有关地形、气象和长江水文资料，了解敌兵力部署、工事构筑、敌舰艇活动规律等情况，为渡江作战提供了可靠敌情资料。为了查明敌人江防部署和江南敌后纵深情况，人民解放军第27军抽调精干武装300余人组成先遣渡江大队，于1949年4月6日晚偷渡长江。一路由大队长兼党委书记亚冰率领，从铜陵、繁昌之间的十里厂、黄公庙登陆成功，直插铜繁交界的狮子山；另一路由副大队长慕思荣率领，从铜陵的金牛渡至北埂王间登陆，穿过敌人封锁线，赶到迪龙冲胡村（现属铜陵县顺安镇）。不久亚、慕两部会合转移至泾县陈塘冲，与中共沿江工委胜利会师。在铜陵、繁昌等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先遣渡江大队完成了整个侦查任务，收集了大量情报，使江北解放军指挥部对江南敌情变化更加了如指掌。20世纪50年代上映的电影《渡江侦察记》即根据先遣渡江大队的事迹拍摄而成。
第四，战场准备。首先扫除江北据点，开辟渡江基地。24军在到达预定的地域后，迅速对国民党军所据守的江北桥头堡发起攻击。3月31日黄昏，第24军以72师主力对土桥据点发起攻击。土桥镇守敌为刘汝明兵团第55军74师220团，工事坚固齐备。经一夜激战，攻克敌外围阵地。4月1日上午9时。敌机3架、军舰4艘向丢失的阵地轰炸。72师攻城部队炮兵击伤敌舰“安东”号。傍晚，在强大炮火的支持下，72师攻克该镇，全歼守敌。与此同时，第24军71师212团经过两次战斗，以99人伤亡的代价攻占了位于该军左侧的刘家渡，全歼守敌88军447团一个加强连110人。为进一步造成渡江作战的有利态势，缩短渡江突破的时间，第七兵团又指示第24军攻占太阳洲。太阳洲位于刘家渡东南、长江主航道北侧，是环水洲岛，岛上驻有国民党第88军149师1个营。4月11日，第24军71师趁敌换防之机发起战斗，其221团由东侧先行偷渡，进抵洲岸时被敌发现，该部勇猛突击，仅一个小时即攻占了滩头阵地。其213团又在炮火掩护下从北侧强渡成功，激战到拂晓，歼敌800余人，攻克了太阳洲。此举不仅为大军渡江夺得了跳板，也开辟了大军渡江的通道和起渡场。
经过两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到4月18日，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完全就绪。24军拟定的作战部署是以70师担任右翼的突击任务，在文兴洲鳊鱼肚西南突破敌江防，强渡夹江，攻占铜陵，而后向大通发动进攻；71师担任左翼的突击任务，消灭文兴洲之敌后南渡夹江攻占紫沙州，向顺安方向发动进攻；72师为军预备队。全军上下整装待发，只等中央军委号令一下，即可渡江南进。
四、铜陵革命传统相承
铜陵之所以能成为江南解放第一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铜陵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军从铜陵渡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铜陵人民即奋起抗争，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1900年7月，唐才常、秦力山在大通发动自立军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902年，铜陵人民发起了从英帝国主义手中收回铜官山矿权的斗争，持续近十年之久，曾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1916年，革命党人蔡春山、余汉卿等在大通策动榷运局卫队、巡察局警察举行起义，响应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1919年5月4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传来，大通学界、商界500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外地求学的铜陵籍青年学生佘文烈、王同根、王同荣、朱世珩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1921年9月，王同荣在安庆领导了著名的驱逐贿选省长李兆珍的运动。1923年10月，在芜湖勤工俭学的佘文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他领导过多次工人罢工，是芜湖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并代表芜湖工会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王同根担任上海总工会秘书及纱厂总工会秘书长，朱世珩担任上海总工会组织科干事，他们参与和领导了上海大罢工的斗争。1925年10月，王同荣、王同根、朱世珩和阮淑兰等分别被上海和安徽的党团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王同荣、阮淑兰、朱世珩先后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底，王同荣、朱世珩和邓小平等二十多位党员返回国内参加革命。1927年3月，王同根从苏联回国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先后担任共青团武昌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并代理团中央秘书长职务。1927年10月，王同根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后又兼任中共豫中、豫南特委书记。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王同根在河南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被捕入狱。1929年8月，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1928年7月，中共芜湖市委成立后，朱世珩任芜湖市委书记。1930年3月，王同根被中共中央调回上海工作。铜陵籍早期党员不仅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也为铜陵党史增添了光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铜陵地区的中共组织也酝酿建立起来。1930年11月，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二师副师长的凌霄由贵池来到铜陵汀洲，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相继吸收了章啸衡、沈默、郑启书、郜德元等入党。1931年1月，凌霄在章啸衡家召集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中共铜陵特别支部，凌霄任书记。铜陵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1934年11月，方志敏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皖南，开辟苏区。为了迎接红军的到来，根据中共皖南特委的指示，1934年11月，在铜陵县紫沙洲（现胥坝乡）三官庙成立了中共铜（陵）繁（昌）无（为）县委。苏拓夫任书记。中共铜繁无县委是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县建立的第一个县委组织。它的成立，促进了铜陵地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先后建立了胥坝、城北、宋家宕、朱村、犁桥5个区委，党员人数扩大到400多人。
铜陵党组织成立后，进行革命宣传，组建农民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领导了湖城涧农民暴动和水村农民暴动，有力地打击了铜陵的土豪劣绅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这些党组织尽管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犹如一盏光芒四射的灯塔，给在黑暗中探索的铜陵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1月26日，铜陵沦陷，人民饱受极大苦难。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1938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铜陵抗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二支队第三团先后驻防铜陵，同日伪军进行了数百次战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在进驻铜陵期间，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创立抗日根据地等一系列指示，冲破国民党顽固派重压，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开创了铜陵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早在1938年8月，新四军政治部即派遣张伟烈来铜陵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和发动民众抗日。12月初，中共铜陵中心区委成立。12月底，在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铜（陵）南（陵）繁（昌）中心县委。1939年4月，成立中共铜陵县委，张伟烈任书记。7月，中共铜陵县委在凤凰山新屋岭周氏小学召开铜陵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约50人，代表全县3个区委、1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铜陵县委员会。1940年6月，为加强铜陵敌后地区党的领导，又建立了中共铜陵敌后县委。这时，铜陵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两个县委下辖7个区委，党员发展到一千多名。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铜陵党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1938年11月底，章啸衡领导创建了铜陵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武装沙洲游击大队，队伍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1939年初，刘功成建立了郎坑游击大队，杨羽林组建了羊山游击队。1939年8月，由叶为祜建立的游击队和陈孝铠组织的青年营、刘英组建的两湖游击队等合编成立铜陵独立连。中共铜陵县委还把山区的猎户组织起来，成立了群众性的抗日武装猎户队。猎户队在铜陵发展迅猛，几乎是一区一个大队、一乡一个中队、一保一个分队，人数达数千人。此外，农抗会、妇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商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据1940年统计，全县共有农抗会121个、妇抗会27个、青抗会12个、工抗会27个、商抗会2个。这些抗日武装和抗日团体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皖南事变爆发后，铜陵各级党组织全力以赴，不惜牺牲，把收容、护送新四军突围人员作为首要任务。中共铜陵敌后县委充分发动群众，帮助突围同志换上便装，提供食物，发给路费，安全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和日伪占领区。县委还对日军控制的铜陵沿江防线选择薄弱环节，准备好船只，及时护送突围人员渡江前往江北无为新四军抗日游击区。据不完全统计：经铜陵党组织护送过江至无为新四军游击根据地的新四军突围指战员达四五百人之多。铜陵党组织与人民群众在皖南事变中为保存革命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七师先后派彭嘉株、杨明、巫希权、肖须知等率部分新四军主力到铜陵，成立新四军七师铜陵大队，配合地方党组织和开展抗日反顽斗争。面对日伪顽沆瀣一气、肆意残害抗日志士的白色恐怖局面，中共铜陵敌前、敌后两个县委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扭转了皖南事变后出现的不利形势，稳定和巩固了抗日政权，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要求，中共皖南地委决定将铜陵敌前县委和敌后县委合并，成立中共铜（陵）青（阳）南（陵）县委，张伟烈任书记。
1943年7月17日，铜陵大队大队长巫希权、副大队长叶为祜等28位干部战士在范家湾战斗中壮烈牺牲，使铜陵党政军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但铜陵党组织毫不气馁，他们紧密依靠群众，打击日伪顽反动势力，更加顽强地坚持斗争。1944年，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主力挺进皖南，使铜陵抗日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1944年12月，中共皖南地委、新四军七师皖南支队、皖南军分区领导机关从无为白茆洲南迁到铜陵舒家店。铜陵成为皖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1945年1月，皖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铜陵县政府成立，张世杰任县长，下辖七个区政府、三十个乡政府，人口达十七万人。铜陵县政府成立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使根据地成为不同于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崭新社会。
抗战胜利后，皖南及铜陵党政军机关干部及部队，除留下少数同志隐蔽斗争外，其余全部于1945年9月28日渡江北上。途中，根据中共华中局指示，皖南支队三团政委杨明率两个连重返皖南，原中共铜青南县委领导朱农、陈爱曦、陈尚和等也奉命南返，成立了中共沿江中心县委，杨明任书记。部队番号改为皖南人民自卫军总队。1945年10月10日，沿江中心县委在铜陵县顺安庵门肖村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坚持隐蔽斗争，加紧积蓄力量，积极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将南返部队和留下坚持的武装人员统一整编为6个区队，部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形式分散活动。1946年11月，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决定撤销铜青南县委，分别成立中共泾青南工委和中共铜青南工委。面对国民党的反攻倒算，铜陵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开展了机动灵活的反“清剿”斗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63师和13旅的两次大规模清剿，保存了革命力量，直至铜陵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铜陵地区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铜陵人民热爱共产党，心向子弟兵。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铜陵牺牲了800多名烈士，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并入党的有几千人。担任铜陵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突击部队有许多皖江子弟兵，其中有不少铜陵籍指战员。他们热爱家乡，惯于水上作战，已告别家乡父老三年多，打回家乡去的使命感和在熟悉的土地上作战令他们神勇无比。所以人民解放军最先能从铜陵地区渡江与他们亦有相当大的关系。在大军渡江期间，铜陵人民供给过境的解放军粮食25万斤、马料2.53万斤、柴草8.6万斤；支援前线木柴200万斤，修补公路150多里，恢复和架设电话线路170多里，抢修架桥5座。此外，沿途群众自觉设茶水站，烧茶送水，不少人家还煮鸡蛋、米糕等摆在门前或送到路边、村口，热情慰劳人民子弟兵。在党的领导下，铜陵人民为迎接大军渡江作出了无私的贡献。
五、铜陵党组织密切配合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从铜陵地区北撤，曾留下少数党员、干部和武装分散坚持。经过三年“反清剿”的战斗洗礼，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游击武装不仅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反而越战越强，日益发展壮大。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反攻的序幕，给包括铜陵在内的江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铜青南地区的党组织及游击武装有了较大的发展，1948年2月成立铜青南游击连，其活动范围也由山区向沿江发展。9月，铜青南游击连改为沿江支队铜陵一连，中共铜青南工委改称沿江第四工委，下辖13个党支部。为加强铜陵沿江工作，1949年2月，成立中共铜陵县委。铜陵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从1948年春起，为策应大军渡江，积极开了各项准备工作。
1、加紧南北交通联络。1948年4月，由马长炎、高立中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南下先遣队到达无为、庐江、桐城一带，开辟江南战场。中共铜青南工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多次派人过江与先遣队联系，为大军渡江传递信息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建立情报站，掌握江边敌情。在东至荻港、西至大通近百里铜陵沿江一线，我党组织相继建立了荻港、十里厂、坝埂头、北埂王、金牛渡、老观嘴、扫把沟、铜陵、横港、羊山矶、大通等10多个情报站。为了摸清敌情和江防部署，我地下交通员不畏艰险，深入虎穴了解敌情。有的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有的扮成民夫、渔夫、小商小贩接近江防，探测水深、水速，了解敌军人数、番号、准备等情况。中共铜陵县委对获取的情报急时上报中共华东局或总前委，有的还派专人直送江北。如1949年4月17日夜，中共铜陵县委派交通员赵傍根泅水过江，将一幅标有敌军江防工事、指挥中心、番号、兵力、炮型、炮位及渡口等的江防图，送往江北解放军渡江前线指挥部，为大军渡江提供了重要情报。
3、对敌宣传和瓦解工作。我党组织印制散发了大量宣传品，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道理，宣传大军即将渡江的形势，宣传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对动摇瓦解敌人、鼓舞江南民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4、协助先遣渡江大队侦查敌情。1949年4月6日晚，解放军先遣渡江大队渡江成功。中共铜陵县委得知后，立即派人四处联络。联络员缪应松在南陵县戴公山谢家圩不幸被国民党军搜剿捕获，壮烈牺牲。慕思荣部过江后失散的17名指战员，除两名在罗家拐村被国民党铜陵警保大队抓捕杀害外，其余15人在地下党组织和老百姓的帮助、掩护下安然脱险，由中共铜陵县委派人护送归队。在铜陵、繁昌等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先遣渡江大队完成了整个侦察任务。
5、做好群众支前工作。中共铜陵县委在抓好武装、交通、情报工作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认真做好支前工作：一是加强税收。对交通要道和集镇进出口货物一律按5%征收货物和营业税。个别地区还实行对富户抽征爱国粮；二是破坏交通。为阻止敌人逃跑，县委要求群众，一旦听到江边炮响，立即行动，割断电话线，毁坏公路；三是物色熟悉地形、路线、身体强壮的群众作向导，接应大军渡江；四是动员广大妇女做军鞋、食物，慰问渡江战士；五是组织民工待大军渡江后，立即修桥铺路，运送物资支前。
6、配合大军渡江作战。4月20日夜，中共铜陵县委获悉我解放大军发起渡江战斗，立即在甘家冲召开紧急会议，作出扫清障碍，迎接解放；阻击逃敌，断其退路；筹备粮草，建立政权等工作部署。为了阻止国民党铜陵县政府南逃，4月21日晨，县委书记陈爱曦带领铜陵大队一连指战员在挂岭设伏，经过近两小时激战，俘获敌大批军政人员枪支弹药、文书档案。4月22日傍晚，中共铜陵县委在朱村与24军70师会师。
铜陵成为江南解放第一城，与铜陵党组织的密切配合息息相关。渡江战役胜利后，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对皖南地方沿江地方党组织配合大军渡江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
六、无为人民大力支持
位于铜陵对岸的江北无为县，是人民解放军横渡大江天险的最前哨。194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24军、25军、27军约20余万人陆续集结在无为地区，待命渡江作战。
当时无为一县分为无为、临江、无南、湖东4个县。自1949年1月起，各县党组织的一切工作以支前为中心，要求全县人民动员起来，组织一切力量，完成适合战争需要的光荣艰巨任务。总任务是：2月初至3月底是一切服从战争，大力动员，组织财力、物力、人力，支援解放军顺利完成战略任务，为争取全国节节胜利而奋斗。并提出支前工作的中心口号：“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动员全民的战斗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拥护解放军，南北一家人，节衣缩食，供应大军，支前立功，百世光荣。” 各县组织了支前委员会，专设指挥部，进行支前各项工作，县委书记、县长兼任政委或指挥长。
无为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皖江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群众基础好。渡江任务一下达，广大群众就积极捐粮献船，主动报名担任水手。在国民党军队溃逃江南时，船民、船工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拉夫、抢船，都将渔船和木帆船隐蔽起来，有的木帆船沉下河底、湖堤。人民解放军进入无为沿江据点以后，船工们自动将船驶到指定地点待命。提供各种类型的木船几千只，还制造了大批木排和竹筏作为运送大炮骡马之用。为了使战士们迅速熟悉船渡器材的性能，按照战斗的需要，提前将这些船渡器材运送到各渡江分队，并将船工、选调的水手一起配备到每条木船上。
1949年2月，无为、无南、湖东、临江各县对水手进行集中训练，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各县船工、渔民特别是长年生活在长江上的渔民和船工熟悉长江的水情，他们踊跃担当起教员，帮助指挥员进行游泳、划船、潜水和使用各种自制救生器材的训练，有经验的老渔民、老船工主动介绍长江水情的特点，使全军指战员尽快掌握水上作战的要领。部队在春寒料峭中突击训练时，许多老百姓主动端来了热呼呼的姜汤给战士们喝，生怕战士受凉。
遵照党中央、华东局的规定，无为地区成立了各级筹粮委员会和筹粮工作队。当时在无为地区实施渡江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25军、27军和后继的30军及支前民工，每天需要供应成品粮120万斤、柴草50万斤。群众为了支援子弟兵，便把家中的门板、稻草、麦秸和晒干的牛粪都送了来，还自发砍伐一部分树木供给部队作燃料。支前的公粮、公草均分散在群众家里保存，由各户负责运输。沿线路建立粮草集中点和转运站，再运往指定地点。为了保证支前物资畅通无阻，各县采用发动群众、献砖献石和开山取石相结合的方法，突击抢建战时简易公路，架设内河交通要道上的浮桥，疏通内河与内圩港，便于船只集中、停泊。当时无为地区凡18～35岁的青壮年均参加了担架队、筑路队；36～45岁的担任递步哨、盘查哨。支前民工实行军事编制，以乡为单位成立大队，乡长任大队长，副乡长任副大队长；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中队，中队下设分队，每个分队下设3个班。据统计无为地区计有100多万人（包括外地支援的）参加担架、运输、修筑公路；有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修筑巢县至无为、无为至二坝、无为至庐江等共680华里简易公路及无数座桥梁，支援粮食2000万斤、电话杆万余根、柴草数百万斤、大小船只约5000只。人民解放军在无为地方武装配合下，解放了长江北岸的刘渡、土桥，陆续攻占了姚沟、五洲、太阳洲、泥汊的码头口、蛟矶庙等敌人全部江北沿江据点，为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廓清了一切障碍。
1949年4月20日晚，渡江命令下达。船工们上船时，出现父子、兄弟、姐妹和夫妻争相上船送亲人过江的动人场面。在一条船上，舵手是关键人物。不少指战员上船后，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舵手，掩护舵手安全。舵手拉着掩护他们的指战员要他们在后面学会掌舵，说万一我被打死了，你们就会自己掌舵。这种互争互让，让双方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在渡江战役中，无为地区涌现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在父亲参加渡江作战牺牲后，忍着极大的悲痛，子顶父职，同其弟一道，继续完成了渡江任务。特等渡江英雄、青年水手胡业奎，当奋力将船划至江岸靠岸时，船被敌碉堡火力封锁，受阻不能前进，胡业奎毅然跳下水，拼尽全身气力，把船拖上南岸，自己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而光荣牺牲。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摇船至江心，遭敌机枪连续扫射，身负重伤，仍坚持把船上的16个战士送上对岸。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年仅14岁，她主动要求参加渡江先遣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把第一批渡江勇士送上铜陵江岸，返回途中，又抢救翻在江面上的我军两条沉船上的16名战士。在渡江战役中，无为船工、水手中涌现一等功臣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73人、四等功臣499人。无为人民在渡江战役中为解放大军在铜陵、繁昌地段率先突破江防、进而夺取渡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
七、渡江大军英勇作战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破裂，用战斗方式渡江已成为定局。按照既定部署，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南岸发起强大攻击，打响了震撼中外的渡江战役。
依据战役计划，中路集团军首先发起渡江作战，4月20日8时许，24军接受渡江命令后，于17时开始炮火准备，摧毁敌沿江工事，压制敌纵深内重要据点，掩护船只由内河翻坝入江。掩护各师第一梯队团上船。炮兵还击伤由铜陵方向驶来的“英豪”号军舰一艘。20时，突击部队开始上船，并进行起渡前的现场政治动员工作。21时15分，70师第一梯队4个营以船为单位（每船一个班至一个排）在无为登垅地、仙估庙地段横渡长江，向铜陵文兴洲的新江口、沙凸拐、洼沟方向前进。71师第一梯队4个营分别在无为太阳洲的小李凸、仙估庙、大套、周家口间起渡，向铜陵姚墩、王家拐急进。当我第一梯队距离南岸约300米左右，敌前沿复活的火力点及其迫击炮向我渡江船队射击。我炮兵立即予以压制，掩护船只前进。当接近敌岸约100米处时，各船上的轻重机枪、六O迫击炮向敌前沿还击。21时35分前后，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在火炮和机枪掩护下，在文兴洲、套口、新江口等地强行等陆。70师210团9连3班和209团5连8班战后分别获得“渡江第一船”和“渡江突击模范班”光荣称号。70师和71师先头渡江部队按预定作战任务攻击前进，在鳊鱼肚胜利会师。23时70师首长率208团渡江，在观音阁开设前方指挥所。至4月21日1时， 70师在71师配合下全歼文兴洲守敌。4月21日4时，70师以小木船和三角架等简便器材渡过夹江，守敌南逃，全师展开追击，攻占太平街、汀洲，然后分两路会攻铜陵县城，国民党铜陵守敌见状纷纷向东南逃窜。上午8时，人民解放军顺利占领铜陵县城。这是渡江战役发起后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南的第一座城市。铜陵的解放，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追歼残敌，为渡江战役的全面胜利和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铜陵因“江南解放第一城”的殊荣永载史册。“江南解放第一城”的精神也将永远激励铜陵人民为建设美好家园顽强拼搏，开拓前进！
（铜陵市党史和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课题组 执笔人：傅凯）